來源：金融時報

　　當前，人工智能等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深入發展，深刻塑造著全球秩序和發展格局。高技術領域成為國際競爭的最前沿和主戰場。

　　技術的發展創新離不開金融的支持。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全國科技大會都對科技金融做出明確部署，要求加大對科技創新的金融資本投入，并強調要投早、投小、投長期、投硬科技，科技金融的重要性前所未有。

　　“但是，科技金融工作是一項長期的系統性工作，金融支持科技創新還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項。從科技創新發展規律和特點看，科技金融服務面臨一定的復雜性。”中國人民銀行信貸市場司司長彭立峰在12月2日的中國金融學會學術年會上如是表示。

　　如何理解發展科技金融的迫切性？科技金融發展面臨哪些挑戰？又有哪些“趟出來的路子”可供參考？這些問題正引發越來越多的關注。科技創新、產業變革與金融創新相輔相成、相互促進

　　彭立峰分析了科技發展與金融的緊密聯系。“從理論上看，科技創新和金融關系密切，熊彼特在經濟發展理論中闡釋了創新和金融的關系。”他解釋，熊彼特提出創新的主體是企業家，但企業家往往缺乏資本和風險承擔能力，因此必須借助金融手段，讓金融家成為創新的另一個主體。此外，科技創新的周期長，資金需求量大，風險和不確定性高，而金融恰恰可以發揮跨時空聚集資本、配置資源、發現價格和管理風險的功能，并且在支持科技創新中獲得長期價值回報，形成金融支持科技，科技助推產業，產業反哺金融的三角良性循環。

　　回顧歷史，不難發現，歷次科技創新和產業變革都伴隨著金融創新，三者是相輔相成、相互促進的，共同改變世界的面貌和格局。比如，在以蒸汽機為代表的第一次工業革命中，現代商業銀行制度的建立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以內燃機和電力技術為代表的第二次工業革命中，西方投資銀行體系迅速崛起。以計算機為代表的第三次工業革命，與風險投資和資本市場發展密切相連。英國經濟學家希克斯提出，“工業革命不得不等待金融革命”，正反映了金融對科技發展和工業革命的重要作用。隨著我國經濟進入新發展階段，創新在現代化建設全局中處于核心地位，而科技金融也必須與時俱進。這也正是過去數年來人民銀行積極推進的重要工作。當前，科技金融政策框架基本形成、支持科技創新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體系建立、科技金融服務能力建設也在增強。

　　根據彭立峰披露數據，過去三年，高技術制造業中長期貸款、科技型中小企業貸款都保持20%以上的增速，科技型中小企業獲貸率從35%提升到50%，科技類債務融資工具累計發行9600億元，高于一般企業貸款增速。設立孿生投資公司 ?破解外部投貸聯動難題

　　成績之下，亦有挑戰。彭立峰坦言，科技金融工作是一項長期的系統性工作，金融支持科技創新還存在不少短板和弱項。

　　不少業內人士都提到，與科技創新所需要的資金特點相比，我國金融供給結構也存在一定的不匹配性。“與債權融資相比，股權融資風險共擔、收益共享的特征天然更適合科創融資需求，但目前我國股權融資占社會融資的比例比較低。進一步看，股權融資內部對于種子期、初創期科創企業的覆蓋還不夠，創投機構投早投小還有比較大的提升空間。”彭立峰表示。此外，在債權融資方面，銀行服務科創企業的專業能力不足；針對細分市場差異化經營局面還沒有形成，針對科創企業特點的風險評估和管理體系還沒有完全建立……

　　中國人民銀行浙江省分行黨委書記、行長劉玉苓也提到了相似的問題。“我國的融資結構長期以間接融資為主，新增社會融資中近七成為銀行貸款。發展科技金融，需要首先回答的是，在中國這樣一個以間接融資為主的國家，如何發揮銀行在科技金融中的作用。”她談到。

　　投貸聯動是不少國家對這個問題的“解法”。從國際上看，投貸聯動是銀行借助創投機構專業能力，以股權和債權相結合的方式支持科技型企業的有效途徑，可以有效解決貸款收益與風險難以匹配的問題。但《中華人民共和國商業銀行法》對銀行設立股權類投資公司嚴格限制，目前國內僅個別銀行開展試點，而銀行與第三方投資機構合作開展的外部投貸聯動又面臨股權投資收益入賬難、銀行與創投機構利益協同難等問題。

　　對此，劉玉苓分享了一個嘉興銀行的案例。“該行通過設立孿生投資公司找到了解決辦法。”她解釋，所謂孿生投資公司是指，由銀行股東參照其在銀行的投資份額共同設立的專門從事投貸聯動業務的投資公司。由于銀行與孿生投資公司股東相同、持股比例一致，投貸雙方共同開展貸前調查和投貸表決，提升了投資決策的協同性，同時銀行的股東也可以通過孿生投資公司分享投資收益。另一方面由于銀行與孿生投資公司是相互獨立的市場主體，孿生投資公司的風險也不會外溢到銀行，從而實現了真正的風險隔離。

　　記者獲悉，成立兩年以來，嘉興銀行的孿生投資公司嘉銀創投已與42家未上市科技型企業簽訂認股選擇權協議，配套貸款金額3.9億元，以行權、大股東回購等方式獲得超額收益共計255萬元。多點開花 ?各地積極探新路

　　實際上，如何解決金融資本“不敢投、不愿投、不知往哪里投”的問題，正是各地積極探索的重要命題。

　　作為全國唯一擁有兩個科創金融改革試驗區的省份，浙江堅持先行先試，在科技金融賽道上進行了多種探索：除了設立孿生投資公司，浙江還充分發揮政府性融資擔保“增信、分險、中介”功能，推動構建政銀擔合作的“科創風險池”；探索股權份額交易試點，拓寬風險投資退出渠道；改革考核評價機制、為政府引導基金松綁……

　　“科技金融是一項牽涉面較廣的系統工程，不僅需要金融系統自身的努力，還需要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大力支持，以及政策方面的協調配合，推動形成更加緊密的聯動機制，加大對科技金融領域的政策和資源傾斜。”劉玉苓感慨。

　　當然，“出招”的遠不止于浙江。例如，面對缺乏抵質押貸款的初創期、成長期科創企業，安徽省創新推出“共同成長計劃”，以更好做到“投早投小投科技”。具體來看，在市場化、法治化原則下，由銀企雙方簽署“貸款協議+中長期戰略合作協議+承諾函”，在普通商業貸款合同和現行政策框架基礎上，通過選擇一種或若干遠期權益事項簽訂戰略合作協議，為初創期、成長期科創企業提供中長期信貸支持以及全面的金融服務。“這是一種為解決初創期科技型企業融資難和科創信貸收益風險不匹配的主要矛盾而創設的新型信貸模式，有效解決了銀行不敢貸、不愿貸問題，轉變了銀行傳統信貸業務模式，賦能科創企業快速發展。為打消銀行不能有效識別企業風險的顧慮。”業內人士介紹，“共同成長計劃”建立了動態優化的名單發布機制，人民銀行安徽省分行會同科技、經濟和信息化等行業主管部門建立“共同成長計劃培育主體庫”，并向商業銀行推送，建立企業退庫制度，為銀行在企業選擇過程中提供有力保障。

　　此外，江蘇省全國首創“儀器貸”、深圳市探索“騰飛貸”、山東省打造“科融信貸”專項產品……為了提升信貸服務對科技創新的適配性，實現“能貸會貸”，引導銀行構建與科技型中小企業特點相適配的風險評估模型，不少地方都因地制宜推出了相應的信貸產品乃至綜合金融服務體系，破題科技金融發展過程中遇到的重重挑戰。不止于信貸 ?打好金融服務組合拳

　　必須看到的是，盡管我國是以間接融資為主的金融體系，加強金融對科技的支持，不少地方要從信貸入手，但科技金融遠不止于信貸支持。

　　“強化多層次資本市場支持科技創新的功能，提升服務科技型企業的包容性和可持續性”正是題中之義。例如，豐富科技創新的債券產品，擴大科技型企業債券發行規模，發揮股票市場、新三板、區域性股權市場、私募股權投資不同板塊的功能，滿足科技型企業全生命周期的股權融資需要。

　　“根據國際經驗，創業投資，私募股權投資市場發展與一個國家科技創新繁榮密切相關，是目前各方關注的焦點，也是我們工作的重點。”彭立峰提出，從創業投資“募投管退”四個環節來看，現在大家比較重視“募”的問題，但在其看來，“退”也是影響市場活躍度的重要因素。如果退不出，“新錢”就不敢進場，數以萬計的“老錢”也沒有辦法收回再投資。

　　回顧我國的市場表現也不難看到，幾次市場募集高峰都在IPO開閘和擴容之后出現。最近一次是2021年和2022年，在資本市場發行端進行系列改革之后，市場募資創出新高。當前我國股權投資市場達到一定體量，但即便在2021和2022年，我國IPO規模居世界首位，仍難以滿足退出需要。“這要求我們對退出問題更加重視，拓展多元化的退出渠道。未來我們要大力發展并購市場，鼓勵設立市場化并購母基金，擴大科創領域并購貸款投放，發展私募股權投資基金份額交易市場和S基金，促進創業投資良性循環。”彭立峰提到。

　　此外，他還特別強調，與多元創新生態相對應，科技金融也是一個生態系統，通過金融體系內部各業態銜接、金融體系與科技體系相互配合，可以產生“一加一大于二”的化學反應和網絡效應。“要不斷增強金融市場多層次性，推動大中小銀行、資本市場各板塊功能互補、差異化發展。”彭立峰建議，要打造科技金融聯盟，加強金融機構與高校院所、科技中介服務機構交流合作和服務聯動。支持大型銀行發揮平臺資源優勢，在依法合規、風險隔離前提下強化與內外部投資、證券、保險等機構合作，提供多元化、接力式金融服務。

　　劉玉苓則從地域角度建議要繼續深度融合。“長三角、珠三角、京津冀等地是我國經濟重要增長極，也是具有重要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她建議，做好科技金融工作要致力于服務國家重大區域戰略，促進各地區金融資源、科技資源和信息資源的共享與流動，推動區域金融耦合協同發展，提升區域整體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