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 周瀟梟 北京報道 11月30日，由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中誠信國際信用評級有限公司聯合主辦的“中國宏觀經濟論壇（CMF）年度論壇（2024-2025）”在京舉行。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王一鳴參加論壇，并分享了其對當前經濟形勢和政策應對的看法。

　　王一鳴表示，今年以來，中國經濟雖然有起伏，但是總體呈現回穩向好的態勢。前三季度經濟增長4.8%，全年有望實現5%左右的增長。當前經濟運行，總體上表現為供給強于需求、供需強弱不平衡的態勢。當前經濟面臨最主要的問題是有效需求不足，具體表現為以下三個方面。

　　一是內需不足的問題仍然突出，消費需求不足更為明顯。過去疫情這幾年，我國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大體維持在4%左右的年均增長率。但是，今年前10個月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只有3.5%的增速，低于疫情幾年的平均水平，大幅低于疫情前8%的增幅。受房地產投資拖累，投資整體比較低迷，且增速在放緩。前10個月固定資產投資增長3.4%，比上半年回落了0.5個百分點。

　　二是需求不足導致價格持續走低。前三季度我國GDP平減指數下降了0.7%，連續6個季度下降。這意味著，連續六個季度名義GDP增速低于實際GDP增速，使得市場主體與宏觀數據形成體感溫差和預期溫差。同時，當我國名義GDP走低，也使得我國與主要經濟體，特別是跟美國，以名義GDP衡量的比值在走低。

　　三是需求走弱逐步向供給端傳導。需求不足導致價格持續回落，企業盈利空間受到擠壓。當前，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利潤，在年內經歷回升以后，又出現了下降。當企業虧損面擴大，這會帶來企業資產負債表出現逆向調整，會抑制企業擴大投資和新增產能的意愿，需要避免這種消費與投資形成聯動帶來的下行。

　　王一鳴表示，需要把中國經濟放在一個更長的時間跨度來觀察，從2012年中國進入“三期疊加”和“新常態”以后，我國經濟在經歷調整。“新常態”時期我國經濟主要是供給端潛在增長率下降帶來的變化，現在經濟增長約束在由供給端向需求端轉化，總需求不足正在成為經濟增長最主要的約束條件。三年疫情的沖擊，需求側受到更大的影響，需求不足對經濟增長的約束在進一步強化，主要表現在三方面。

　　一是房地產市場的深度調整，帶來了需求的收縮效應。2021年我國商品房銷售額是18.2萬億元，2023年收縮到11.2萬億。今年前10個月商品房銷售額同比下降20.9%，預計2024年商品房銷售額可能降到9.2萬億元。房地產市場需求的收縮，使得需求對經濟增長的約束進一步強化。

　　二是資產負債表受損對需求造成影響。房地產價格下降帶來了資產的減損，對居民部門資產負債表形成收縮效應；加之今年9月前資本市場持續低迷，也影響了居民的財產性收入。受經濟運行環境的影響，企業資產負債率也是上升的，導致企業投資能力和意愿下降。資產負債表的修復，取決于經濟基本面的改善和資產價格的回暖。當前，我國有經濟基本面和資產價格回暖的跡象，但是沒有形成強大的趨勢性變化，這決定有效需求的恢復需要比較長的過程。

　　三是地方政府債務抑制了需求，特別是投資需求的擴張。2023年末，地方政府法定債務余額為40.73萬億元，比2010年末增長6.1倍。隨著地方法定債務的持續擴張，付息的負擔也在不斷加重，部分省份利息支出占到財政收入比重的20%，甚至更高。與此同時，地方隱性債務壓力也在加大，特別是隨著現金流能夠覆蓋的項目越來越少，投資收益率在下降，債務風險也在加快積累。要化解存量隱性債務，需要堅決遏制新增隱性債務，這也會對投資需求的擴張帶來一定制約。

　　王一鳴指出，當前這種供需失衡的狀態，是過去較長時期發展方式帶來的結果。過去很長時間里，當我國面臨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沖擊時，往往通過舉債、上項目、擴投資、擴產能的方式來應對，這種模式在基礎設施和生產能力存在較大缺口時是非常有效的。但是，隨著我國基礎設施投資空間的收窄，有現金流收益覆蓋的項目越來越少，積累的地方債務壓力不斷增大，投資的邊際效益在下降，這個模式擴大內需的效能在逐步降低。另外，當前我國制造業已經占全球30%，所面臨的外部壓力越來越大，我國需要轉變原來的發展方式。

　　王一鳴表示，2025年是“十四五”規劃的收官之年，保持經濟平穩運行意義十分重大?，F在一攬子增量政策扭轉了經濟逐級下行的態勢，提振了市場信心，資產市場的回暖也有利于資產負債表的修復，改善了市場預期。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改革舉措，能夠增強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這些都是我國明年經濟的有利條件。同時，我國也會面臨新的挑戰，包括美國特朗普新一輪貿易戰沖擊帶來的不確定性、出口回落疊加內需低迷可能加大經濟下行壓力、房地產市場深度調整的外溢效益可能在明年還會持續，這些新挑戰值得高度關注。

　　“我非常認同人民大學課題組報告建議明年經濟指標應該定在5%左右，這是預期引導，也是信心表達，非常重要。因為我們已經確立了到2035年基本實現現代化的目標，也就是說人均GDP要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我們從2020年到2035年，15年年均增速要達到4.72%。如果明年能夠明確5%左右的增長，這樣有利于我們’十四五’經濟增速維持在5%左右的水平，能夠為以后留下更多的空間”，王一鳴指出。

　　王一鳴建議，2025年應以大力度宏觀政策擴大國內需求。面對內需不足和經濟面臨的壓力，短期需要采取更大力度的宏觀政策，通過更加積極的財政政策和更具支持性的貨幣政策，來擴內需、穩增長。

　　一方面，積極的財政政策要更加積極，核心是要對總需求有正向拉動效應，特別是要確保廣義財政支出增速大于名義GDP的增速。明年如果要實現5%左右的增速，就需要適度提高赤字率，考慮到2020年赤字率按3.6%來安排，2023年實際赤字率提高到3.8%，2025年赤字率能否比比3.8%略高一些——這個問題值得研究，以明確的政策來提振信心、改善預期。2025年特別國債的規模也可以再擴大，因為除了支持除了“兩重”“兩新”外，明年還需要給商業銀行補充資本金。另外，明年新增專項債中要安排8000億元置換隱性債務，因此新增專項債的規模也可以適當擴大。

　　另一方面，支持性貨幣政策也要相應加大力度。保持流動性合理充裕，把促進物價的合理回升作為重要的考量。今年前10個月CPI同比增長0.3%，而物價的預期目標是3%。要更加注重發揮利率等價格調控工具作用，來降低債務成本。具備條件時，可以進一步調降利息和存款準備金率。當前，美聯儲開啟降息，為我國降息拓展了空間。同時，可以配合政府債務置換，來創新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

　　王一鳴表示，2025年要進一步深化改革來推動經濟轉型，要從過去投資、出口驅動模式轉向政府促進消費、以消費引導投資的模式。擴大國內需求要以提振消費為重點，要優化財政支出結構，增加公共服務支出，來促進消費的擴大。當前商品消費相對飽和，政策重點應轉向服務消費，服務消費領域面臨一些制度性約束，建議放寬中高端醫療、休閑度假、養老服務領域的準入限制，滿足中高收入群體多樣化的服務消費需求。消費的主體是年輕群體，所以政策也需要鼓勵、釋放年輕群體的消費潛力。要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解決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教育這些問題，釋放近3億農業轉移人口的消費潛力。

　　王一鳴表示，2025年要以高水平開放應對外部環境的不確定性。2025年外部環境最大的不確定性就是特朗普會不會發起新的貿易戰。當然我國有上一輪應對貿易戰的實戰經驗，這一次會更加從容，最重要的是要加強政策儲備，研判貿易戰動向，及時有效應對。同時，應對貿易戰最有效的辦法就是堅持擴大開放，加強與歐洲、日韓等經貿合作；加大制度性開放力度，在產權保護、產業補貼、環境標準、勞動保護、政府采購、電子商務、金融領域等，實現規則、規制、管理標準與國際規則的相通、相融，打造更加透明、穩定、可預期的制度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