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卡茨所言為真，那么以色列目前在敘利亞的戰略目標可以總結為二：一是補上過去內戰沒能完成的“功課”，培養自己的代理勢力、在敘利亞南部建立緩沖區，終結來自北境的可能威脅；二是徹底切斷伊朗“抵抗軸心”形塑多年，貫通黎巴嫩、敘利亞、伊拉克的北部戰線。

2024年12月10日引述多間傳媒報道，敘利亞首都大馬士革、中部城市霍姆斯等多地9日晚遭以色列空襲。新華社

過去內戰的未完“功課”

曾經，以色列是外界公認的敘利亞內戰輸家，既沒有在初期介入打擊阿薩德政權，也沒有在后期成功培植代理勢力，最終眼睜睜看著伊朗介入戰場、持續壯大：阿薩德幸存導致伊朗成為以色列的“事實鄰國”，敘利亞也因此成為連接黎巴嫩、伊拉克的重要通道，供伊朗為各個“抵抗軸心”板塊輸送武裝，對以色列形成北部包圍。

當然以色列的謹慎也不是沒有原因，而是可能出自以下三個考量。

第一，以色列曾在黎巴嫩內戰有過慘痛經驗。 1982年，以色列介入黎巴嫩內戰，出兵黎南與盤踞當地的巴勒斯坦解放組織激戰，最后雖然成功驅逐巴解，卻也在黎南催生新的反以武裝，當中一支什葉派團體更是打出“終結以色列占領”的旗幟，并且受到伊朗支持，更在未來有了響亮名號：黎巴嫩真主黨。眾所周知，真主黨日后成了“抵抗軸心”的重要板塊，并對以色列北境形成威脅，也在2023年爆發的新一輪以巴沖突中扮演角色。

當時，以色列雖然成功扶持基督徒總統杰馬耶勒（Bachir Gemayel）上臺，確保了黎巴嫩政府的親以傾向，但杰馬耶勒就任總統不滿一月便被暗殺，以色列的各種安排可謂前功盡棄；且以軍對黎南的占領并沒有成功終結北境威脅，反而如前所述，是為真主黨的崛起鋪平了道路；再加上占領黎南的以軍陷入游擊泥淖，最后只能在2000年灰頭土臉撤出黎巴嫩，還被真主黨趁機進行一波“抗以勝利”宣傳。從各方面來看，以色列的黎巴嫩棋局都是一敗涂地，不僅軍事占領無效、干涉內政同樣失敗，這也導致日后以色列領導人不愿過度介入區域沖突，面對敘利亞內戰就是如此。

2024年11月25日，以色列軍隊與真主黨（Hezollah）沖突持續，黎巴嫩貝魯特南郊的Chiyah，有建筑物遭以軍空襲。路透社

第二，當時作為以色列盟友的美國同樣態度謹慎，尤其是2013年、2015年伊朗與俄羅斯先后介入敘利亞戰場后，美國基本就放棄了推翻阿薩德政權的想法，而是希望阻止阿薩德“取勝”，也就是凍結敘利亞的分裂態勢，幫助庫爾德武裝維持幼發拉底河以東的自治實體、默許且支持土耳其占領敘利亞北部、持續為部分敘利亞反政府武裝輸血。

第三，俄羅斯介入同樣影響了以色列行動?；旧先绻陨性敢?，在2015年9月俄軍介入前，都有機會對搖搖欲墜的阿薩德政權摧枯拉朽，當然其結果可能是讓自己卷入曠日持久的對抗、導致圣戰士接管政權；但2015年9月后，俄羅斯成了阿薩德的安全保護傘，以色列基本就失去了推倒阿薩德的機會。不過有鑒于俄羅斯、以色列的特殊交情，雙方還是形成一定默契：以色列在打擊敘利亞的伊朗軍事目標時，會盡量避免波及俄軍資產；俄方也竭力避免敘利亞反政府武裝危及以色列安全。

但有一點還是超出了普京（Vladimir Putin）控制，那就是敘利亞已經事實成為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的往來通道，以及伊朗向各“抵抗軸心”板塊輸送軍備的重要陸橋，這當然會對以色列構成長期威脅，問題是俄羅斯已在敘利亞與伊朗結成同盟，普京當然不會刻意阻止伊朗行動，而這也在以色列心中扎下深深的荊棘，認為北部威脅總有一日會南侵。

2024年10月24日，土耳其空襲位于敘利亞境內的庫爾德工人黨目標。路透社

但如前所述，在俄羅斯介入敘利亞戰場后，以色列就算還想行動，也已經沒有推翻阿薩德政權的可能，幾番權衡下，以色列最后選擇效法美國與土耳其，在敘利亞培植代理勢力，從2016年開始與當地兩個少數民族：德魯茲人和庫爾德人展開聯系。

首先是敘利亞東北部的庫爾德人。這些武裝受到美國支持，在敘利亞幼發拉底河以東形成政治實體，以色列要建立聯系并不困難。當時以方曾經構想，只要敘利亞的庫爾德武裝能夠打通連接土耳其、伊拉克的陸橋，以色列作為庫爾德武裝的背后支持者，就能夠對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形成多國牽制。

只是后續發展顯然超出以色列預期：土耳其從2016年始就對敘利亞北部發起多次軍事行動，目的就是切斷庫爾德武裝與東南部身份的連結，建立“安全區”；而庫爾德人作為橫跨土耳其、伊拉克、敘利亞、伊朗的跨界民族，看似擁有共通的族群認同，其實不同板塊的政治勢力彼此各自為政，因此也很難如以方所想的，形成統一的“庫爾德國”?？傊邞獛鞝柕氯说淖龇ǎ罱K沒能達到以色列的目標。

2024年12月8日，在被以色列占領的戈蘭高地德魯茲Majdal Shams村，一名男子在慶祝敘利亞叛軍推翻總統巴沙爾。路透社

接著是德魯茲人。從地理分布來看，德魯茲人與庫爾德人類似，是橫跨中東四國的跨界民族，最多聚居在敘利亞，接著依序是黎巴嫩、以色列、約旦，這就為以色列建立聯系提供了契機。事實上曾任外長（1974年–1977年）、在1967年提出“阿隆計劃”（Allon Plan）的以色列將軍伊加爾·阿?。╕igal Allon），也曾有過類似構想：幫助敘利亞南部的德魯茲人建國，作為敘以之間的安全緩沖，不過最后沒有執行。

而敘利亞內戰爆發后，在被稱作“德魯茲山”（Jebel Druze）的敘利亞南部、戈蘭（Golan）以東100公里處地區，德魯茲武裝確實也向以色列的“德魯茲兄弟”求援，以方當然順水推舟，從2016年6月起向當地平民提供人道主義援助，并為7,000名反抗軍戰士發放薪資，同時庇護德魯茲武裝高層。但這種“睦鄰行動”發展到后期，以色列終于發現德魯茲武裝的真實目的：不準備徹底切斷與阿薩德政權的聯系，也不打算為建國發動全面叛亂，而是希望從以色列獲取軍火與財政援助，作為抵御其他反政府武裝的資本，尤其是與德魯茲人存在摩擦的豪蘭（Hauran）遜尼派武裝。換句話說，德魯茲武裝也不會完全為以色列所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