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元雖然會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表現出相對疲弱的生態，美元的價值多少會因此受到損害，其全球貨幣陣營中的主導地位也可能遭遇質疑，但絕對不會淪落到可以被顛覆或者被完全替代的地步。

　　如同宏觀經濟學將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視為最為核心的兩大經濟調控工具一樣，“特朗普經濟學2.0”也會遵從理論導引并特別倚重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來實現經濟目標；更為重要的是，相對于“特朗普經濟學1.0”，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在2.0時代所推進的力度勢必更大，可視效果也會更加清晰，這不僅是因為共和黨人控制了參眾兩院的政治結構可以為政策無障礙性落地實施保駕護航，更有來自特朗普本人第一任期的經驗積累與失誤反思所堆砌起來的更高級認知之力。

　　財政政策的擴張偏向激進

　　作為財政政策的重要手段，稅收在特朗普擔任總統的首任期以及接下來的第二任期內都被擺到了首要位置。由于第一任期內通過的《減稅與就業法案》到2025年年底到期，特朗普不僅會延長法案的實施期限以及會將法案中的一些關鍵條款永久化，還要加大法案中的減稅幅度，其中企業所得稅稅率由21%進一步降到20%或15%，同時在個人所得稅方面對加班費、小費和養老金等收入給予免稅支持。

　　上一任期中，特朗普曾提出過1.5萬億~2.0萬億美元規模的大基建計劃，主要用于修復美國的基礎設施，包括道路、橋梁、機場、海港和水系統，但由于民主黨的反對，這個計劃最終不了了之?？商乩势瞻V心未改，在他的直接推動下，“重建我們的城市，包括華盛頓特區，讓它們再次安全、清潔和美麗”寫入了共和黨的黨綱，而且特朗普在多個場合明確表示要“拆除丑陋的建筑”“讓城市和城鎮更加宜居”等。不難想象，以城市面貌更新為中心的大規?；A設施建設將是特朗普擴張性財政政策的重要覆蓋領域。

　　的確，減稅可以降低企業經營與私人消費兩方面的成本，從而刺激出新的商業投資與消費潛能，同時，加大基礎設施建設也可增加就業，進而實現公共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賦能，但相對于這些動態目標或理論假設而言，無論是減稅還是基建投資對財政資金的即期消耗卻是摸得著和看得見的，在政策目標可能會打折扣的前提下，衍生出更大規模的財政赤字將不可避免，未來聯邦政府的財政赤字窟窿會越捅越大。

　　按照美國智庫稅務基金會的估計，若對加班費、小費免征個人所得稅，聯邦政府未來10年內會損失2270億美元收入，如果將臨時性的個人所得稅削減政策永久化，從2027年開始，每年美國政府稅收將再損失約400億美元，加上企業所得稅的減免，美國國會預算辦公室給出的預測數據是，《減稅與就業法案》將在十年內導致7.8萬億美元的損失，在此基礎上，美國盡責聯邦預算委員會指出，減稅與擴大基礎設施投資將使美國在2026~2035財年增加約7.75萬億美元的財政赤字。

　　彌補財政赤字的最便捷也是最有效的辦法就是擴大國債發行。第一任期內，特朗普曾在2020財年將聯邦政府年度財政赤字推到了3.13萬億美元的歷史最高峰，最終任內也是靠超發近8.5萬億美元的國債才得以勉強度日，因此，接下來特朗普可能舊策重施。根據國際金融協會的判斷，特朗普第二任期內美國國債將“爆炸式增長”，國債在未來10年的占比將從現在的100%升至135%以上。

　　也許是考慮到減稅必然帶來財政赤字惡化的結果，特朗普在多個場合提出改革聯邦所得稅的同時，明確表達出希望用關稅來取代聯邦所得稅作為政府最主要稅收來源，進而彌補財政赤字的設想，相應地，就有了特朗普政府將對所有進口商品征收10%~20%的關稅以及對從中國進口的商品課稅60%的政策意圖。然而，彼得森研究所的報告指出，即便所有進口商品加征50%的關稅，特朗普政府最多只能增加7800億美元的財政收入，而要彌補因廢除聯邦所得稅的收入損失，特朗普至少要將進口關稅率提高至70%，只是這種極端做法不僅會引致貿易國的強烈還擊，更會帶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

　　按照安聯保險公司的測算，新的進口商品關稅落地后，美國平均關稅率將從目前的2.3%躍升至17%，為上世紀4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受到高關稅的影響，美國普通家庭每年增加約4000美元的消費成本，同時高盛預測，若美國對全球征收10%關稅，對中國商品征收60%關稅，進口商品未來價格將上漲11%，對應CPI上漲1.9個百分點，如果再加上減稅引起的需求側通脹，到時美國國內總體通脹情勢的惡化程度很有可能超出預期。

　　貨幣政策的寬松可能升級加碼

　　鑒于國內通脹出現了逐月下降的趨勢，美聯儲今年開啟了降息的步伐，聯邦基準利率從5.25%~5.50%的最高位置回落至目前的4.5%~4.75%，只是當下的利率水平顯然不能滿足特朗普的胃口，而且特朗普認為利率政策的調整顯然也不應止步于此，他需要更為寬松與更為積極的貨幣政策。因此，第二任期內特朗普必然會對美聯儲極限施壓，貨幣政策的寬松前景也面臨著嚴峻考驗。

　　除了實現任期內經濟增長以及就業目標的強烈訴求外，特朗普對極度寬松貨幣政策的渴求也緣于財政政策的客觀性約束，即在發生赤字增升風險以及財政政策擴張存在邊際遞減效應的情況下，特朗普非常希望以更加寬松的貨幣政策予以策應，也希望一個更“鴿”的美聯儲與自己高度配合，也正是如此，特朗普直言不諱地表示，總統應該對美聯儲的利率政策有發言權，并應當有權參與利率決策。

　　然而，稅收減免等擴張性財政政策可能引起的需求側通脹，以及提高關稅導致的供給側通脹，不能不讓美聯儲對未來物價可能出現的上行走勢增加一分警惕。根據彼得森國際經濟研究所的報告，特朗普的政策可能導致美國的通脹率在2026年上升到6%~9.3%，而沒有這些政策的基線估計為1.9%。同時，特朗普勝選后首次美國密歇根大學5年期通脹預期的終值調查讀數升至3.2%，超出近10年來2.9%~3.1%的窄幅波動區間，且距離最高讀數僅差0.1個百分點。面對此情此景，美聯儲對進一步放松貨幣政策不能不趨于謹慎。

　　美聯儲的政策方向與特朗普的非同步性，會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與特朗普的公開博弈形式表現出來。雖然鮑威爾的主席職務為特朗普在上次任期時所欽點，但其所作所為卻令特朗普非常不爽，除了多次在推特上將鮑威爾抨擊為比中國更嚴重的“美國之敵”外，第一任期內特朗普還曾考慮解雇鮑威爾，今年勝選后，特朗普又指責鮑威爾“經常犯錯”，并表明上任后將不再提名鮑威爾為下一任美聯儲主席。而對待特朗普的貶損與攻擊，鮑威爾以牙還牙，不僅表示特朗普上任后自己不會辭職，而且強調特朗普的態度不會影響美聯儲的政策。

　　根據《聯邦儲備法》的規定，美聯儲具有政治獨立性，其決策僅對國會而不是總統負責，而且任何實質性的改變，包括人事調整，都不能由行政部門強行通過，必須要獲得絕大多數立法者的支持。當然，就像總統可以提名美聯儲主席人選一樣，總統也可以解雇現任的美聯儲主席，但前提是美聯儲主席真的有錯誤，包括嚴重不當行為或濫用權力，但現在看來，鮑威爾無論是個人生活作風還是公共決策行為，特朗普很難找到瑕疵，不敢迫使他提前下臺。

　　不過，動態上看，特朗普也會贏得改造美聯儲的時間窗口。鮑威爾的主席任期將于2026年5月結束，理事職位也將于2028年1月到期，同時，美聯儲七位理事中還有庫格勒的任期將于2026年1月到期，到時特朗普完全可以挑選到與自己合拍的新一任美聯儲主席，同時增補一名稱心如意的理事。另外，美國總統拜登任命的美聯儲監督副主席邁克爾·巴爾也將于2026年7月結束任期，特朗普因此可以提名新的監督副主席人選，這就意味著，包括美聯儲主席在內的七位理事中，特朗普至少可以遙控三位成員。

　　因此，在新的任期前半段，特朗普很難對美聯儲的政策走向產生實質性影響，但同時鮑威爾所面臨的政治壓力也肯定不小，而進入后半段，美聯儲的決策態度會逐漸朝著特朗普要求的方向傾斜，并顯露出越來越明顯的“鴿派”風格，貨幣政策的寬松“油門”也會應時踩大，美聯儲的獨立性將遭遇一定程度的削弱。只是需要明確的是，一個政治上獨立的美聯儲會在通脹水平過于嚴重時采取限制措施，如果這樣的認知被扭曲和破壞，意味著更高的通脹將會來臨。

　　美元主導地位是否會動搖

　　就個人來講，特朗普可謂是“弱美元”的堅定擁躉，且上任后即將推開的擴張性財政政策以及施壓美聯儲實行的低利率貨幣政策，也必然在客觀上對美元構成下拉之勢；另外，在美元軌跡并不合意的前提下，作為總統，特朗普可以運用財政部的外匯穩定基金進行直接干預，極端情況下還能就匯率與貿易國展開談判，采取類似簽署《史密森協定》以及《廣場協議》的方式讓美元貶值。這樣，動態判斷，特朗普新的任期內美元將呈現出逐漸走弱趨勢，相應地，有不少人擔心美元的儲備地位會因此被削弱。

　　從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啟動順序看，參考上一任時期的做法，特朗普無疑會優先啟動財政政策，然后在條件成熟時鋪展開寬松貨幣政策，而在財政政策的分級項目中，關稅政策將首先啟動，因為調整關稅不需要通過國會許可，總統完全可以根據“301”條款等法律規定隨時實施；另外，雖然減稅政策要得到立法機關批準，但鑒于共和黨控制了參議院與眾議院，討論與批準的程序步伐與時間節奏也就快得多，而且投票表決也只需簡單多數，因此預計2025年就可完成減稅的全部立法過程。由于財政政策對美元的影響較為間接且力量較弱，在寬松貨幣政策無奈推遲實施的背景約束下，其間美元出現快速跳水的概率也就并不高。

　　從美聯儲的功能角色看，雖然目前的國內通脹率正在朝著2%的政策目標靠近，但依然還在目標上限的較遠位置徘徊，通脹風險仍然沒有完全消除，加之動態上特朗普推出的增量政策在客觀上必然對物價構成向上牽引，美聯儲極有可能選擇讓貨幣利率維持在一定的高位狀態。對于美聯儲而言，側重的是貨幣政策前瞻性指引，而不是等到物價走壞再做決定，否則不僅信譽會遭受質疑，還會令經濟增長支付更大的機會成本。因此，至少在鮑威爾主政時期，美聯儲相對保守的作為可以讓美元不至于陷入極度疲弱的狀態，從而多少能夠延緩美元總體走軟的節奏。

　　從純經濟因素的角度看，美元若大幅貶值，會提高國內民眾的消費成本與企業進口成本，進而損害實體經濟，結果會引致民眾與市場的不滿情緒，考慮到這一點，特朗普雖然非常喜歡“弱美元”，但也不會任其無節制地疲軟下去；同樣，不僅歐盟、日本等發達經濟體不喜歡“弱美元”，新興市場經濟體也對“弱美元”的厭惡度較高，因為“弱美元”除了讓他們失去出口競爭優勢外，還會使相關國家不得不承受美元走低而產生的財務損失風險。正是如此，如果美元出現過度走弱的態勢，幾乎所有的國家都會采取匯率干預，非美貨幣集體走貶的情況下，美元也難違大勢繼續下探。

　　最后從主權貨幣的競爭力看，無論是減稅為基調的擴張性財政政策，還是尋求以低利率為基礎的寬松貨幣政策，結果都多少會對經濟增長形成正面激勵，而且美國經濟的增長趨勢在特朗普新政作用下很可能強于其他經濟體尤其是發達經濟體。另外，目前美國是全球主要的石油生產國與出口國，外匯儲備中多達8000多噸的黃金配置無人能比，加之美國強大的科技創新能力，美元相對于非美貨幣所依賴的客觀基礎更為厚實。再者，雖然歐元、日元也被視為國際儲備貨幣，但它們的流動性、透明度遠不及美元，實際支付等應用場景更不能與美元相提并論，從這個角度而言，美元不僅將在較長時間保持稀缺性優勢，更不會在短期看到一個具備更強競爭力的替代貨幣出現。此外，反觀人類貨幣歷史，英鎊從極盛到衰落經歷了長達115年時間，而美元取代英鎊的霸主地位也花費了近80的時間，雖然全球范圍內如今出現了“去美元”的各路人馬，但遠沒有構成可以讓美元徹底離場的強大合力。

　　基于以上分析，美元雖然會在特朗普第二任期內表現出相對疲弱的生態，美元的價值多少會因此受到損害，其全球貨幣陣營中的主導地位也可能遭遇質疑，但絕對不會淪落到可以被顛覆或者被完全替代的地步，更不會因特朗普偏愛“弱美元”或者階段性政策的打壓而走向一蹶不振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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